到昆山，一个山沟沟跳到另一个山沟沟

那种失落感和离开父母的孤独感，是在他们谈了恋爱，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后才慢慢消减的。到昆山之后，对于再回上海的愿望，他们就自动消化掉了，“我们到这里后，已经不可能回上海了，到昆山了，就没有过高的想法了，已经在上海做隔壁邻居了。现在其实，可以有政策让退休职工报户口回去，但对我来说，已经没有在陕西时那么迫切了，可以去就去，不回去也无所谓。”

陈家徐家共同的故事：

陈建荣说，这两年他细一思量，发现自己早在几十年前，就做了一名留守儿童，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，分离，千人一例，大家的感情都是一样的。阿拉这一代人没有抱怨，觉得一切都很自然，但回过头想想，这种事还是越少越好。现在我看一些讲述留守儿童的纪录片，对他们的心情非常理解，他们内心肯定很痛苦，他们对亲情的渴望和要求都是很真实的，挡都挡不住，稀释也稀释不了。就像我当时一样，读书不要，什么考大学，什么发展，我啥都不要，就要和父母呆在一起。”

和父母难得相聚，所以癫痫发作怎么治疗才好彼此之间相处的关系有点微妙。陈建荣记得两个细节癫痫病做检查有什么方法：一次是妈妈回家探亲，一天早上送我去上学，路上我看到油条大饼吵着要吃。妈妈一开始想省点钱，说算了不要买了。我就有点生气了，妈妈马上掏出钱来说吃吧吃吧。事后我想想自己实在不懂事，很愧疚。还有一次是我已经读高中了，爸爸回来探亲，埃个辰光，电视机很少，他去隔壁人家家里看电视，我对他讲隔壁人家小姑娘要高考，你别去看了。这件小事，阿拉父子俩有点小争执，弄得不开心。第二天他要去山里，一早就起床了，其实我也很早就醒了，想想和他昨晚有点不愉快，心里很难过。可毕竟年纪大了，我只能克制着自己，偷偷地哭。这两个片段，我印象很深，就是说，和父母相处分分秒秒阿拉都很珍惜，相处的那些瞬间，大人很在乎，小孩也很在乎。而且由于长久不在一起的缘故，父母跟阿拉的相处有点不太像亲人，更像是客人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一直生活在一起的，闹点小矛盾么闹好了，过两天也就好了，可由于没在北京军海脑病医院的地址一起，就特别在意。

徐佳祺和陈和丰在校园里认识的时候，照例也被问了这个问题：“你会说上海话，是上海人，怎么住在昆山”这个问题，徐佳祺一直被问到，她再次仔细地解释了一遍，这一回，不像他人茫然不解，陈和丰说：哦，和我家一样，我爷爷奶奶是小三线的。

在陈建国陈建荣为不能为呆在父母身边而难过的时候，黄婷婷徐瑞康在为不能回上海而忧伤。

当父母因为安徽教学质量不好，不得已把陈建荣再送回上海的时候，他哭得很伤心，他还记得自己说：某某叔叔高中毕业，他会做代数，我就跟着他学好了。

要找上海的男朋友，自然是得降低一点要求的，毕竟当时上海户口吃香，人家凭啥找一个外地户口的小姑娘。王秀英也托亲戚朋友给黄婷婷介绍了一个对象，黄婷婷接触了几次，从对方的谈吐，为人处世的方式上就觉得没办法接受。我真的要把自己的一辈子交托在这个人身上吗她对此非常质疑，后来终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写信回绝了对方。“我知道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他们想让我回去，那是很好的出路。如果不通过婚姻，就有可能一辈子都呆在山里了。可是让我用一辈子的婚姻做代价，我有点不甘心。”黄婷婷回忆那时的心境。

那一段经历，对于陈建国的正面影响是，他感觉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不一样，对生活甜酸苦辣的感受比一般人要深。他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远远高于同龄人。“这16年，我失去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，只有吃过苦的人，才更知道今天的好。很多同龄人，一直在父母身边，没怎么吃过苦，所以也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好，而这其中的反差我感受得很深。”当然，也有深深的遗憾，“我没有享受过童年期，少年期。”

当时的黄婷婷已经技校毕业，分配到厂里工作了，她和父母成了同事，他们那批三线二代大部分的出路都是如此，就比如徐瑞康。“由于一直生活在那个小环境中，阿拉眼光比较短浅，脑子僵化。考到上海没有那个能力，就想着考技校在厂里找份工作算了。只是心还是一直想着要回上海，如果一辈子呆在上海，怎么弄，子子孙孙要成为那里的人了。并不是说那里的人有什么不好，只是我是从上海过去的，根在上海，总归想回去，这就是一种归属感。放弃了上海对象的机会，担心总归有一点的，但哪能办权衡一下，还是自己的幸福很重要。而且等我到谈婚论嫁年龄的时候，已经改革开放了，身边有很多人到广州深圳打工，我就没有那么担心，自己一辈子都会呆在那个山沟里了，而且我也有信心，即使自己呆在那里，自己的下一代一定不会在那里。”